任溶溶先生的八卷文集（《任溶溶文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中，散文卷占了四卷。收入其中的散文，最早的是1953年3月出版的《古丽亚的道路》“译者的话”；最后一篇，则是发表于新民晚报“夜光杯”2021年12月20日的《谢谢姜椿芳先生》。实际上，任先生一生中发表的最后文字，是他去世当天（2022年9月22日）同样见于“夜光杯”的四篇百字小品《早期电台》《第一次看谭元寿唱戏》《还敌产事》以及《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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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发表的大量散文，多半可归于笔记体散文。中国有着笔记体散文的传统，《世说新语》和《容斋随笔》是最为著名的两部，这样的文体要求作者意兴所至，笔亦随之，无所不写，亦庄亦谐；作者的学问、见识，往往从不经意处表现出来。写笔记体文学最适合见多识广的“杂家”，如此风格与任溶溶先生的经历与心性实在是再吻合不过。

任先生跨越人生百年，出身优渥，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经历过战乱，参加过革命，当过新四军，参与过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经历“文革”，曾是全国政协委员，当过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交游甚广，兴趣广泛，又是翻译大家和著述颇丰的儿童文学家。他的创作生命开始于青年时期，终止在生命最后一刻，不得不说，他的一生活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这样的人写笔记体散文定是浑然天成、水到渠成的。

近二十年来，有幸作为任先生的随笔编辑，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发了他的数百篇文章（大多被收入文集中），这些文字精短干净、平白随意、直截了当，不枝不蔓，灵活轻松，信手成文，且涉及领域甚广……读其文，如见其人，和他创作的童话、童诗等其他文体相比，更见本真心性。读任先生的笔记体散文，犹如透过万花筒，纵览时间长河、风云变幻、人情百态，领略生活艺术之情趣，实在是一件快意之事。

任先生的笔记体散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无所不包的取材。

任先生写的是这一生的所见所闻：童年轶事、故友亲朋、文坛戏坛、美食文化、生活记趣、往事烟云……这些文章长不过千字，短的只有几十个字。他走过一个世纪，不仅是杰出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和作家，更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历史见证者，加之生性乐观而富情趣，无论成就多高，却从不拿捏架子，从不自以为是，已故的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先生评论他，每每“偶一闲聊，必生佳趣；信笔写下，即成掌故”。

惊异于任老先生的记忆力，那些过往的细节穿越了时间，变得如同身边发生的这般真实可感。他写自己同郭绍虞、林汉达、陈伯吹、草婴、贺宜、乐小英等师友的交往，写自己翻译生涯中的心得和趣味，写亲眼所见的梅兰芳、谭元寿，写他喜欢的电影、音乐和戏剧，写亲历的历史事件，写周游各地的见闻……最喜爱读的，是他的“品食记味”，美食文章在他的文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任溶溶先生是广东人，本身就是一位美食家，他对吃的喜好，不亚于对儿童文学的热爱。他的美食文章，不摆噱头，如实道来，却说得活色生香。因阅历丰富，他的美食随笔记的不单是食物，更有美食的门道和它们的前世今生。同是一家“小绍兴”，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吃的却是它的炸排骨，那是小绍兴的前世，至于白斩鸡和鸡粥，则是它的今生。他写美食，还有与美食相关的众生相：四十年代初亚洲西菜社里周到体贴的山东大汉服务员，“文革”后不久全聚德烤鸭店里抬头翻眼的大姑娘服务员，和他在饭馆里拼桌子的电影明星，曾给宣统皇帝做点心、困难时期却只能用玉米面做面包的老师傅……品的是食物，悟的却是人生世相。

任老的笔记体散文有着极大的信息量、涵盖度，因体例短小，虽是浮光掠影，但他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叙写同一话题，并做相应丰富和生发，如此，集中读这些文字，确乎有纷披杂出、光怪陆离的奇妙感觉。

二、简单有味的语言。

任先生的笔记体散文文笔朴素极简，好似唠家常的大白话，但在这大白话里，却能体会到炉火纯青的老辣脱俗。用“简要”和“平易”形容他的语言恐怕是合适的。“简要”不等于“简单”和“苍白”，“平易”也不等于淡如白开水。他写人多用白描，记事也三言两语，却不显得单薄，支撑“简要”和“平易”的是背后丰厚的人生和广博的见识。

比如，他写单车，短短几百字，先说原本是广东话叫单车，上海话叫脚踏车，普通话叫自行车，但现在却都流行叫“单车”，字面释义是“单人骑乘”之意。然后笔锋一转叙往事，1938年初到上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同学（即大翻译家草婴）就有一辆英国产的单车，此时正是敌伪时期，于是他初始也买了一辆日本产的，但日本单车过于矮小，又换了英国产的，然后写到骑单车游历旧上海。到了最后，寥寥几笔又连接上了今日之共享单车，让当下读者倍感亲切。

又比如，《罗宋汤》。区区一两百字，便写出了罗宋汤的来历，老上海主营罗宋汤的店家，那些店家的变迁，妈妈的厨艺和儿媳妇的厨艺，他自己偏爱的则是牛肉饼上放荷包蛋的罗宋菜。这样内涵丰富的美食笔记在他的笔记体散文中比比皆是。

任先生行文大多轻松，却时有不经意的深情之笔，即便深情，一样写得平白朴素。如《我也有个好妈妈》，文章写道：他虽已是七旬老翁，但妈妈还健在。有妈妈在，老翁也是妈妈的亲宝贝。年轻时，妈妈会提醒他的朋友，“你们别这么称赞他，他会翘尾巴的”；正因知道妈妈爱他，他才会在委屈时把妈妈当作出气筒，“我一辈子里，唯一能对之发脾气的人就只有妈妈”。然而，发了脾气，却会一辈子对妈妈感到抱歉。“文革”时期，受了批判，劳动半夜回家，总会有妈妈在厨房里等他。早已成年了，妈妈还会在深夜里，做了冬菇炖甲鱼来给儿子做宵夜。“妈妈不吃，坐在旁边看我吃”。妈妈九十八岁时去世，之前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的吃饭问题。为了让妈妈放心，儿子在七十岁时学会了烧菜。任老写这些，没有抒情与煽情，仍旧是老老实实的大白话。读的人，却会在心头暗暗流泪。

三、珍贵的史料价值。

早在任溶溶先生壮年时，曾有人建议他出一本随笔集，只是苦于当时忙于编辑和翻译，无暇无心。进入耄耋之年了，腿脚不再有力，但思绪依然敏捷，可带他去四处巡游。他想到什么写什么，信笔由缰，而他写下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同时也是一部过往的历史珍藏。

阅历丰富加之极好的记忆力，任先生本身便是一本活字典。我在写以旧上海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儿童小说时，多次向任老请教，他还原旧上海的风貌如数家珍，记忆精准。写笔记体散文更是如此，他所记录的，不仅是他所经历的时代，那些早已逝去的烟云世事，早已消失了的人物，还有淡出时间的风俗、美食、街区、建筑……但他又不是单纯怀旧，常与当下结合，使得他的笔记体文字亲切平和、

雅俗共赏，从中可以窥见各种鲜为人知的掌故，既是让读者喜闻乐见的史料钩沉，也充满了他个人饶有趣味的思考和发现。

任溶溶先生的笔记体文字轻松好读，这自然和他的性情有关，他一向喜欢喜剧，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悲剧；当然，也和他毕生从事的儿童文学写作和翻译有关。在我看来，任先生是最懂儿童天性，且把儿童性保持得最好的前辈作家之一，是他身体里那个永远的孩童成就了他一生的传奇，他把这种特点带到了散文和随笔中，而他创造的传奇也将在译著和儿童文学创作之外的大量精短文字里流传。（殷健灵于2023年5月22日）